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下载地址：《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杨继绳
作者杨继绳个人简介：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贯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学术头衔。除了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在社会上获奖。出版的学术着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社会奥秘之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同类题材的第一本着作。《邓小平时代》，印5万册，在社会上获得各方面好评。《中国社会各阶分析》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着作。
修订版前言
这本书于2004年12月初在香港出版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大媒体和网站（除了中国内地的媒体和网站以外）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评析，在网上点击这本书名可以搜索出上百万条之多。中国改革的参与者们更是十分关注这本书。虽然有关方面采取了极其严格和严厉的措施禁止这本书进入中国内地，但还是大量进入。我所认识的北京的高知识分子和离退休高官中，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江西省一位在县城里的摆摊的个体医生也读了这本书，他还给我寄来了长篇读后感。读者们给了我以极大的鼓励，给了很多我不敢承受的称赞。我想，读者对这本书的批评也一定会很多，可是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意见，这使我遗憾。社会对这本书的强烈关注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我为这本书而承受的种种政治压力完全值得。在政治压力下，我婉拒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路透社、英国广播电台、法新社、日本《产经新闻》、旧金山电视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等以及香港多家媒体的采访。为了躲避外国记者采访，我们全家还到外地住了一段时间，估计这期间有不少记者朋友吃了闭门羹。在这里，我向这些媒体的朋友们表示歉意。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苦衷。
我很欣慰地从赵紫阳的家属那里得知，赵紫阳老人用生命最后的力量读完了这本书。这是他毕生读的最后一本书。2004年12月，赵已病重住院，12月中旬，他女儿从香港带回了这本书，给他看了一下，告诉他有这么一本书。赵拿起来就看，家属看到书的部头太大，建议老人家现在不要看，等身体好一点再看。老人家不听，一直坚持看完了。1月17日老人与世长辞。赵紫阳的女婿王文华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看这本书时，前前后后地说了几句话：“这本书的份量很重。”“这本书的叙述是公允的。”“对我采访的记录是准确的。”“我同意书中的一些分析。”“我最担心的是作者和书中提到一些人的安全。”
一名前政治局常委和一名前政治局委员的评价是：“这本书写得比较客观。”而前中共中央委员李锐、吴江和在京的部分离退休高官则全面肯定这本书。
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读了这本书后，有的给我来电话，有的约我相谈，对书中的事实不准确之处提了修改意见，并提供了补充材料。这些，是我修订这本书不可缺少的内容。
本书在初版的导言中写道：“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１９９５年，我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初版时，我为这本书的这一缺陷而深感忧虑。令我欣喜的是，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我细读了邓老先生这本书，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这本书总的判断没有错。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说：“邓力群的书不仅没有颠覆你的判断，反而佐证了你的判断。”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吸收了不少邓力群这本书中的内容，从而使这本书更加客观、全面。
2006年2月北京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杨继绳
作者杨继绳个人简介：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贯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学术头衔。除了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在社会上获奖。出版的学术着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社会奥秘之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同类题材的第一本着作。《邓小平时代》，印5万册，在社会上获得各方面好评。《中国社会各阶分析》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着作。
修订版前言
这本书于2004年12月初在香港出版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大媒体和网站（除了中国内地的媒体和网站以外）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评析，在网上点击这本书名可以搜索出上百万条之多。中国改革的参与者们更是十分关注这本书。虽然有关方面采取了极其严格和严厉的措施禁止这本书进入中国内地，但还是大量进入。我所认识的北京的高知识分子和离退休高官中，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江西省一位在县城里的摆摊的个体医生也读了这本书，他还给我寄来了长篇读后感。读者们给了我以极大的鼓励，给了很多我不敢承受的称赞。我想，读者对这本书的批评也一定会很多，可是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意见，这使我遗憾。社会对这本书的强烈关注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我为这本书而承受的种种政治压力完全值得。在政治压力下，我婉拒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路透社、英国广播电台、法新社、日本《产经新闻》、旧金山电视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等以及香港多家媒体的采访。为了躲避外国记者采访，我们全家还到外地住了一段时间，估计这期间有不少记者朋友吃了闭门羹。在这里，我向这些媒体的朋友们表示歉意。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苦衷。
我很欣慰地从赵紫阳的家属那里得知，赵紫阳老人用生命最后的力量读完了这本书。这是他毕生读的最后一本书。2004年12月，赵已病重住院，12月中旬，他女儿从香港带回了这本书，给他看了一下，告诉他有这么一本书。赵拿起来就看，家属看到书的部头太大，建议老人家现在不要看，等身体好一点再看。老人家不听，一直坚持看完了。1月17日老人与世长辞。赵紫阳的女婿王文华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看这本书时，前前后后地说了几句话：“这本书的份量很重。”“这本书的叙述是公允的。”“对我采访的记录是准确的。”“我同意书中的一些分析。”“我最担心的是作者和书中提到一些人的安全。”
一名前政治局常委和一名前政治局委员的评价是：“这本书写得比较客观。”而前中共中央委员李锐、吴江和在京的部分离退休高官则全面肯定这本书。
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读了这本书后，有的给我来电话，有的约我相谈，对书中的事实不准确之处提了修改意见，并提供了补充材料。这些，是我修订这本书不可缺少的内容。
本书在初版的导言中写道：“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１９９５年，我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初版时，我为这本书的这一缺陷而深感忧虑。令我欣喜的是，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我细读了邓老先生这本书，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这本书总的判断没有错。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说：“邓力群的书不仅没有颠覆你的判断，反而佐证了你的判断。”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吸收了不少邓力群这本书中的内容，从而使这本书更加客观、全面。
2006年2月北京
